□ 肖树乔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重回单位，在上夜班。梦醒，许多沉睡的珍贵记忆被激活，一帧一帧如画面，鲜活而清晰。
我参加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报纸的名字是《法制日报》（2020年更名《法治日报》）。之前，报社一直是借住或是租住其他单位的办公地点，数次搬迁。1990年，报社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位于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当时，四周都是农田和低矮的平房，只有报社的大楼“高耸入云”，现代且气派。全报社的人都喜气洋洋地将不多的办公家当搬进新家，全社上上下下都被欢乐而喜悦的氛围所包围，就仿佛漂泊多年的游子终于创业成功，落地生根一般。
我们这一批新到报社不久的年轻人，先是被安排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宿舍和青塔青年公寓中临时周转，后搬至报社办公大楼的11层和12层的集体宿舍中安顿下来。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以社为家”不是口号，是落实在吃、住、工作都在报社的日日夜夜，是体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是表现为深入骨髓的对报社的深厚感情中。
那时，没有台式电脑，更没有手提电脑，所有的工作都靠人工。写稿靠一杆笔和一沓稿纸。稿子都是手写的。为了节省稿纸，新闻稿子都是先在草稿纸上构思、粗写，然后再誊抄到稿纸上。稿子经过所在部门领导修改、审批后，送去排版。设计版面，是计算好稿件的字数，用尺子和铅笔画在纸质的版面纸上，供排版工人排版。当时的排版，是排版工人用小夹子将一个一个的铅字模（一个字模上一个字）夹到字模框中，组成一篇文章。因为全靠人工，所以上夜班，最费心的就是撤换稿子，实在是费时费力。撤掉一篇稿子，排版工人要将一个一个的字模用夹子夹出来，再将新稿子的字模一个一个地排好。换一篇稿子，排版工人、编辑、校对、审稿的部门领导、值班总编（编委）等工作人员都要重新工作一遍。责任编辑要对文字负责，所以责编就因为换这篇稿子要重复看上好几遍。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被激光照排技术所改变，大大地提高了报纸生产的效率。
技术水平有限，员工的能量却是无限的。当时，报社思贤若渴，吸引并招收大批的年轻人加入。报社搬迁到花家地不久，发行量就突破120万份。《法治日报》的前身《中国法制报》创刊于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法制新闻媒体。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的中国第一张法治类报纸，这个发行量对于一个成立10年的报社来说是个不小的成绩。
报社大楼入口处是个门厅，报社的领导将这条员工必经之路变成“新闻业务”提升通道。每天的报纸都要张贴在这个门厅里，每个版面都要在此出现，供员工纠错、提修改意见。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报纸上被值班编委、各部门领导，还有同事们注释错别字、版面美化意见、选题建议和意见，以及观点鲜明的评论意见占满。我进报社不久即开始上夜班，每天“走过路过绝不会错过地”关注着这个公开监督栏，被激励着、监督着、推动着提高业务水平。夜班编辑的压力很大，因为第二天白纸黑字的印刷品就要与读者见面，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千千万万的读者都能看到，而《法治日报》当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份法制类报纸的领头羊，备受关注。所以，上夜班责任重大，压力与进步共存。
那时，报社当属初创时期，年轻人居多。因此，文娱活动也是多姿多彩——歌咏比赛、舞蹈教学、郊游参观活动、爬楼比赛等等不一而足。搬入新址，在落成不久的多功能厅里，报社举办首届歌咏比赛，各个部门都派出唱歌高手，一决高下。文艺部的高红十老师曾在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她用高亢的陕北腔演唱《赶牲灵》。那带着泥土芳香的、原汁原味的女高音拖腔，在扩音良好的多功能厅里回荡，引来阵阵掌声。我代表国际部演唱英文歌曲《薄雪花》（又名《雪绒花》），没想到，我获得比赛“二等奖”。回到办公室，大家还在为报社人才济济而兴奋不已，回味着每一首歌和每一个部门派出的选手的表现。
转眼35年过去，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速度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批当年的年轻人也已经步入老年。我们的青春岁月与奋斗能与《法治日报》的发展史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幸运与幸福。这份幸福与幸运永远是一份激励和荣耀。青春不老，青春万岁！
编辑：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