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以北，大岭沟村。今年夏秋，经过考古发掘，山脊上一块约800平方米、常年被灌木覆盖的台地重见天日。这是一处早期长城的戍堡遗址。
近日，在第四届京津冀考古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北京公众考古季闭幕式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布了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考古成果：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隋代长城遗存。此前，虽然《隋书·地理志》记载隋代北京地区“有长城”，但这三个字尚缺考古实证。
“真的要改写北京长城历史了!”9月中旬，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捧着刚出土的铜钱，在大岭沟考古工地激动地说。
那是一枚隋代的五铢钱。除此，考古人员还在这里发现了隋代的青瓷等文物，进一步确认隋代使用过这处长城戍堡。
这是在北京昌平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出土的隋五铢钱(9月17日摄)。新华社发(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尚珩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陶、瓷、金属质地文物60余件(套)，种类包括建筑构件、生活用品、武器三类，涵盖北朝(北齐)、隋、金三个历史时期。经专家论证综合判定，遗址的主体时代为北齐、隋代，金代仍有一定的延用。
“改写北京长城历史”，这话并不夸张。在此前的长城资源调查中，北京从未发现过隋代长城。2012年国家文物局《关于北京市长城认定的批复》显示，北京的长城只有北齐和明两个年代，其中大岭沟长城被认定为北齐长城。2022年至2023年，北京开展早期长城资源复核工作，文物工作者在大岭沟长城新发现一处倚墙体而建的戍堡遗址，也认定其年代为北齐。
尽管有认定，但这处戍堡遗址的“身世之谜”在学界仍存疑。尚珩表示，对早期长城来说，仅通过长城建筑遗存，很难分清年代是北齐、北周还是隋代。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岚州》曾记载：隋(朝)长城，起(合河)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六年，因古迹修筑。尚珩介绍，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隋长城在今北京地区的走向与北齐长城走向基本一致，“因古迹修筑”也反映隋代利用了前代的长城，这说明大岭沟长城既是北齐长城，也可能是隋长城。
唐代魏征主持编纂的《隋书·地理志》则更明确地记载，昌平“有长城”。
这是北京昌平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全景图(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已有的长城研究成果也为这处戍堡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更清晰指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在《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一文中写道：“北朝时期的北齐于天保年间创修新线长城，始经行今北京地区。北周、隋、唐时期曾不同程度地修缮利用过北齐长城。”
此外，在山西岢岚、河北滦平和迁西曾分别发现过隋代开皇十九年刻石、开皇十七年刻石以及隋代烽火台，这三个点连成了一条隋代的长城防线，也与北齐长城走向重合，大岭沟戍堡遗址正好在这条线上。
昌平的隋长城是否和北齐长城重合?最新出土的五铢钱、青瓷等为这个判断提供了扎实的佐证。
“相比砖石类明长城，史料对早期长城的记载不多，研究早期长城，需要结合‘周边邻居’的长城遗存分布。”尚珩说，大岭沟长城戍堡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刷新了北京长城的“家谱”，还对研究河北、山西境内的隋代长城位置与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在介绍北京昌平大岭沟早期长城戍堡遗址的城墙遗存(10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记者提出疑问：大岭沟戍堡遗址既然发现了金代文物，为什么不被认定为金代长城?
尚珩解释道，是否定义为“长城”，要考虑到当时人们对边疆区域范围、相关军防政策和制度的认知。金代北京地区处于内地而非边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金长城，主要集中在今内蒙古等金代边疆地区，并配套相关军事管理制度。因此，只可理解为金代延用过大岭沟长城戍堡的防御工事。
“一个长城戍堡内包含了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北京地区不多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内蒙古大学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坚认为，此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
尚珩介绍，接下来还将继续对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科技考古，进一步复原长城防御运转保障体系。未来，还将开展新的北京地区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记者陈钟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