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实施后，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划定了明确的合规红线，也对助贷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法治周末》记者 吕静
马君（化名）是本科学历且没有可抵押的固定资产，更在信用报告上留有“逾期”的印记。这样的条件，早已被银行判定为“拒贷对象”，而在助贷平台生态中属于“次优客群”。
“过去几年，我像走钢丝一样在五六个平台间周转。”马君回忆，每次申请贷款几乎都能“秒到账”，这种便利让他暂时填补了资金缺口。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看似“友好”的贷款背后，暗藏高昂成本——平台通过“24%利率+增信服务费”的复合计费模式，将咨询费、会员费等名目叠加，实际年化成本直逼36%，远超法定红线。
转折发生在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助贷新规）正式实施后，它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划定了明确的合规红线，也对助贷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马君的“秒批”通道就此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秒拒”的冰冷现实。这一转变并非个例，多位借款人表示，10月以来，一些助贷平台几乎不再给出新额度。
此外，某助贷平台工作人员透露，公司已暂停向征信有瑕疵、负债率过高的群体放款。
告别“收费迷宫”
此前，部分助贷平台虽标榜利率上限控制在24%以内，实则通过咨询费、服务费之名在利率之外行额外收费之实，层层加码下导致许多借款人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债务危机。还有部分大平台自身虽控制利率，却将用户导流至利率更高的末端机构。
如今，助贷新规直指这一顽疾，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完整、准确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有关规定。此外，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24%利率红线的设定既有明确法律依据，也蕴含深层监管考量。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新金融法学中心主任、副教授陈燕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红线衔接了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司法精神。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已调整为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约13%），但金融借贷因风险、监管强度不同仍沿用24%上限标准，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受严格监管、风险控制能力更强，故适用更高但合理的上限。助贷新规第六条将这一司法标准转化为监管要求，把司法裁判的事后约束前置为监管的事前规范，强化了合规的主动性。
陈燕红指出，从深层考量来看，此前部分助贷机构通过“双融担”“捆绑会员费”等方式变相抬息，导致借款人陷入“以贷养贷”循环，若无法还款则借新贷还旧贷，债务滚雪球式增长。这种模式不仅加剧了借款人的负担，还可能引发暴力催收、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甚至向金融体系传导风险。
“24%红线并非切断高风险客群融资，而是遏制不合理高息。”陈燕红强调，若综合成本超过24%，说明风险与收益严重失衡，机构应退出；若成本控制在24%以内且借款人确有真实需求，机构可通过精准风控覆盖风险。这一机制既防范了系统性风险，又保护了借款人的合法权益，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促进银行业合法稳健运行”的立法目的。
合作平台聚焦头部
助贷新规划定红线，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11月4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公布金融机构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披露情况：截至10月31日，119家金融机构披露了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合作机构共有500余家科技公司、融担公司、财险公司等。部分金融机构对名单进行了动态更新。
记者查询各家银行已公布的互联网助贷合作机构“白名单”发现，市场格局初现轮廓。合作机构高度集中在蚂蚁集团、度小满、抖音、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参与联合放贷的持牌金融机构、头部民营银行及融资担保公司等增信机构。
互联网巨头在助贷领域“霸榜”并不意外，其凭借自身庞大的流量优势，成为助贷行业不可或缺的力量，主导着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互联网金融助贷余额的CR5（行业内排名前五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总和）达到76%，包含蚂蚁集团、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5大互联网头部平台。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表示，银行助贷合作加速向抖音、京东、蚂蚁集团等头部平台集中，这既是短期调整也是长期必然。短期内，新规促使银行重新审视合作平台，头部平台在合规、技术、客户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银行为快速适应新规要求，会优先选择与头部平台合作。长期来看，随着金融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头部平台的规模效应、数据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凸显，能更好地满足银行和客户的需求，这种集中趋势难以逆转。
袁帅指出，对于中小流量平台而言，转型方向在于聚焦细分领域，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如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或客户群体的助贷服务；加强与银行的差异化合作，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提升自身的合规水平和技术能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重塑助贷行业生态
随着助贷新规收紧利率上限与强化合作方管理，缺乏网点、又缺品牌影响力的中小银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不言而喻。
“助贷平台一般会把最优质的客户留给自家金融子公司和关联机构，我们银行分到的都是次一级的流量，自己线上获客能力弱，没平台导流，规模根本做不大。”一位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陈燕红介绍，助贷新规要求的“总行集中管理、白名单制、自主风控”，本质是规范助贷业务的权责边界，对操作、成本、风控产生系统性影响。一方面自主风控要求使银行增加技术研发与数据获取投入，合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助贷新规未设定固定分润比例限制，而是要求银行以全成本核算为基础审慎核定合作费用上限，行业整体成本分配更趋合理。
陈燕红指出，原依赖助贷平台风控的模式被禁止，银行需自主开展风险评价，将增信机构余额纳入统一授信并每季度评估代偿能力。法规层面，这些变化均源于助贷新规对“总行集中管理、自主风控”的明确要求，且与《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监管框架保持一致，推动业务从“规模导向”向“风险可控”转型。
“未来互联网助贷市场将呈现结构性洗牌，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面临重构。从行业事实看，新规实施已显现‘马太效应’，小型助贷机构因合规能力不足逐步退出，头部机构通过技术输出维持竞争力，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市场最显著变化将是合规化与技术化转型：一是业务模式从‘息费分成’转向‘技术服务费’，助贷机构更多提供风控模型、获客筛选等技术支持；二是产品聚焦优质客群与小微普惠领域，高息产品基本消失。价值分配方面，此前银行与助贷平台分润比例在25%至35%，助贷新规后银行因自主风控与集中管理话语权提升，合作费用与风险水平更匹配；具备核心技术的助贷机构仍能获得合理收益，而缺乏技术能力的机构逐步被淘汰。”陈燕红强调，这一变化符合助贷新规“权责收益匹配”原则，也与金融监管鼓励“科技赋能合规业务”的导向一致，最终推动产业链向“银行主导风控、科技机构输出能力、消费者获得透明服务”的格局演进。
编辑：明东
